阿斯巴甜“致癌”風波背后

近些年，對阿斯巴甜的質疑聲量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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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路透社援引“兩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稱，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計劃于7月14日發布報告，宣布阿斯巴甜“可能對人類致癌”。這將是IARC對阿斯巴甜的第3次系統評估，前兩次分別在1981和2016年。WHO下屬食品添加劑專家聯合委員會（JECFA）稱，也將在同一日發布研究報告，對風險評估方法更新說明，包括復核阿斯巴甜每日允許攝入量（ADI）等。

IARC即將發布的報告是否會給阿斯巴甜致命一擊？相關專家分析，應更多關注IARC報告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北京協和醫院營養科主任醫師、中國營養學會臨床營養分會主任委員陳偉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循證醫學上的因果關系需要非常直接且硬核的證據，在IARC報告所用方法和數據公布前，阿斯巴甜與致癌風險間的因果性依然缺乏支撐。

圖/視覺中國

難有因果證據

關于阿斯巴甜等人工甜味劑的健康風險，業內已討論多年。作為食品添加工業常用的甜味劑之一，阿斯巴甜甜度是蔗糖的200倍，但熱量僅為后者的1/200。自1965年被發現以來，阿斯巴甜已成為包括冰淇淋、低卡飲料、口香糖，甚至兒童用維他命和鈣片等無糖食品藥品配料表中的常客。

上世紀90年代起，阿斯巴甜就開始飽受健康風險質疑。多項研究顯示，對阿斯巴甜潛在致癌性的擔憂，主要由1997年意大利拉馬齊尼研究所的一份研究報告推動。該研究通過設置對照實驗，統計組間差異性。統計結果顯示，嚙齒類動物的某些癌癥表現與阿斯巴甜的使用顯著相關。

由于動物實驗本身的局限性，此后，相關研究的重心開始轉向人群。例如，2005年瑞典一項研究指出，某些添加阿斯巴甜的低卡飲料會增加成年人患惡性腦瘤的風險，但該研究稱，這種關聯的“顯著性不高”。2009年，美國一項針對癌癥病人和普通人群的對照研究表明，使用某些含阿斯巴甜的低卡碳酸飲料，將提高男性人群50％~80％患胰腺癌的風險。這些研究時間跨度都在十年以上，受訪人數在萬人以下。

2014年，美國一項針對7萬余名女性和4萬余名男性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擴大樣本量并不能提升阿斯巴甜與患淋巴瘤或白血病風險的相關顯著性。研究稱，此種微弱的相關性在不同性別之中體現出差異性。

2022年，《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雜志發表的法國大規模人群隊列研究，隨訪了超過10萬名參與者，明確提出阿斯巴甜使用人群患多種癌癥的評估風險較正常人群提升超過13％，其中與肥胖相關癌癥風險提升15％。英國《衛報》稱，此研究或成為IARC報告中的重要依據。

但該研究作者也指出，此次風險評估依然存在方法缺陷。例如在選取樣本時，女性、高年齡層、受高等教育人群等有更高配合實驗的意愿，可能造成樣本選擇偏差。上述統計學證據也并未證明因果性，后者需要更強的遺傳學證據，例如通過對甜味偏好相關基因進行標記，實現基于多代人的甜味偏好與癌癥風險間的關系研究。

IARC依據致癌風險證據強度，對物質致癌性進行了1~3級分類，1為明確致癌，3為缺乏致癌性證據。對于致癌風險不明的物質，陳偉認為，IARC傾向于將其歸至2B類，即在動物實驗中未發現充分致癌證據、對人類致癌可能性較低的物質。此前，IARC劃定的同類風險物包括手機輻射、咖啡等。

陳偉指出，統計學證據不能作為充分致癌證據。充分證據需來源于嚴格的對照實驗，即設置兩組人群樣本，然后長期追蹤阿斯巴甜致癌狀況。由于倫理性和操作性的要求不同，這類人體實驗相對于動物實驗困難很多。因此，目前學術界還不存在此類直接因果證據。

在江蘇省人民醫院營養科主任馬向華看來，IARC報告中不會出現指向因果性的更強證據。馬向華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嚴謹的因果論證需要考慮多種因素、控制混雜因素，并對結果進行深入分析和反復檢驗。

與此同時，反對統計學關聯性的聲音也不少。眾多薈萃分析指出，這種關聯可能在統計學上都缺乏顯著性，從而失去效力。所謂薈萃分析，即針對已有研究結果進行的統計再分析。2023年發表在《全球流行病學》上的研究指出，WHO審核過的諸多案例中，阿斯巴甜與致癌風險之間的相關顯著性“非常低”。某些案例的統計相關性可能存在誤報，除樣本選擇偏差外，數據可靠性、混雜因子引入等方面也都受到作者質疑。

《食品化學毒物學》同年發表研究，廣泛評估了WFO審查的12項動物研究和40多項流行病學研究，它們共同證明阿斯巴甜沒有致癌作用。

JECFA是一個由國際專家組成的專業委員會，自1956年成立以來，已評估了2600多種食品添加劑、大約50種污染物和天然毒物以及大約75種獸藥的膳食風險。而每年的重點物質評估名單，則由WHO下屬食品添加劑和污染物法典委員會（CCFAC）定期向JECFA提供。這些評估涉及毒理學實驗，其報告中也提供方法和數據。

IARC主要研究方向為流行病學、實驗室科學，以及生物統計和信息學。其制定和更新致癌物清單的依據，是對已有研究的統計分析和評價。國際甜味劑協會秘書長弗朗西斯·亨特-伍德6月29日稱，IARC“并非食品安全研究機構”。陳偉強調，對IARC報告而言，JECFA報告是重要的補充。這兩份報告所用方法和所得結果，公眾必須審慎對待，因為很可能依然“缺乏實證”。

風險是否可接受

雖然不少研究未有力證實阿斯巴甜致癌，但近些年，對阿斯巴甜的質疑聲量在加大。

2022年，嘉肯咨詢行業研究部的報告顯示，上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的阿斯巴甜品牌紐特拉甜在1985年的銷售額超過7億美元。此后一段時間，全球阿斯巴甜市場規模因負面新聞等因素縮水，紐特拉甜在2014年資產重組后退出阿斯巴甜市場。荷蘭甜味劑公司、韓國大象株式會社等曾經的阿斯巴甜頭部企業，也先后在2006和2015年退出。

中國于上世紀90年代加入阿斯巴甜市場。咨詢公司恒州博智的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阿斯巴甜產量保持增加態勢，下游需求勢頭不減。2019年，全球阿斯巴甜銷量為2.77萬噸，產值達到3.94億美元；其中中國銷量達到2.14萬噸，產值2.79億美元，占據全球的70.94％。目前，中國已成為阿斯巴甜最大出口國。恒州博智預計，2026年全球阿斯巴甜產值超4.15億美元，2020~2026年復合增長率為2.1％。

目前，明確使用阿斯巴甜的產品主要包括百事無糖可樂、零度可口可樂以及瑪氏口香糖等。其所屬飲料巨頭百事可樂、可口可樂等公司，暫未對阿斯巴甜或致癌發表評論。

百事可樂普通碳酸飲料(左)、健怡碳酸飲料(中)、無糖碳酸飲料(右)。圖/視覺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全球流行病學》和《食品化學毒物學》上的兩篇薈萃分析，其資助方均為美國飲料協會（ABA）。6月29日，國際飲料協會理事會執行董事凱特·洛特曼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表示，IARC此舉“可能引導消費者消費更多糖，而放棄低糖或無糖的更安全的選擇”。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回復中，馬向華指出，不能因為ABA等是潛在利益相關體，便否定相關研究結論，重要的是關注實驗過程的科學公正，以及研究的可重復性。

阿斯巴甜的市場還受到其他甜味劑的威脅。咨詢公司英敏特2021年發布的行業研究報告指出，作為人工甜味劑的代表，阿斯巴甜、安賽蜜、三氯蔗糖等在2010年全球市場占比達91.84％，但2020年，這一數據降至70.59％。而天然甜味劑，如甜菊糖苷、赤蘚糖醇、羅漢果糖苷等，因其熱穩定性高、代謝途徑清晰等優勢，市場滲透率持續提高。例如，2018年赤蘚糖醇中國消費量的增長率達到89.7％，2019年該比率超過100％。

目前，赤蘚糖醇因元氣森林品牌飲料被消費者熟知。雀巢優活則將赤蘚糖醇和甜菊糖苷混合使用。奈雪的茶已宣布全線使用羅漢果糖苷。阿斯巴甜自身弱點也不少，包括苯丙酮尿癥患者無法使用、遇熱分解等。中信證券2022研報顯示，其將自然而緩慢地被其他甜味劑所替代。

今年5月，WHO發布了一份關于非糖甜味劑的新指南，建議大多數人應避免食用安賽蜜、阿斯巴甜、糖精、三氯蔗糖、甜菊糖苷等甜味劑，唯一的例外是天然甜味劑中的糖醇類。目前，國際食品行業對糖醇的添加沒有明文限制。這意味著這一類天然甜味劑安全方面優于人工甜味劑嗎？

今年發表在《自然·醫學》雜志上的研究表明，赤蘚糖醇與重大心血管不良事件，包括心梗和中風的發生風險相關。該研究設計了兩項涉及4000余人的代謝研究，以及一項前瞻性試點研究。后者對8名志愿者進行了赤蘚糖醇攝入和體內外血漿持續追蹤，發現其與血栓形成相關。

馬向華認為，各種人造和天然甜味劑很可能都難逃健康風險，關鍵要明確每日允許攝入量（ADI）所代表的風險是否真的可接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在1981年的報告中基于大量動物實驗的實證研究，提出阿斯巴甜的ADI參考值為40毫克/千克。此后JECFA對阿斯巴甜ADI的兩次評估均未改變此參考值。該值依然是目前應用最廣的標準。

ADI之下是否高枕無憂？馬向華指出，將動物實驗結果推及到人，通常以100倍的不確定系數作為起點。當數據不充分時應進一步增加不確定系數。對于阿斯巴甜來說，動物實驗中4000毫克/千克的攝入量未引發不良反應，因此最終確定了40毫克/千克這一閾值。“ADI本身從數值上已經非常保守了。”食品安全博士、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會專家組成員劉少偉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

劉少偉進一步指出，阿斯巴甜并不特殊，任何人工食品添加劑作為化學物質都存在所謂健康風險。而阿斯巴甜作為被研究最透徹的甜味劑之一，其生理毒性經過了大量動物和病理學實驗，在目前ADI閾值下，其風險在很低的水平。

馬向華提醒，“ADI只是健康指導值”，但數值上的保險性不等于沒有風險。通常ADI只考慮化學物質攝入的單一途徑，如進食，而未考慮其他可能的途徑和影響，例如吸入或皮膚接觸，因此，并不代表化學物質的總體潛在風險。另外，他還建議公眾考慮其他因素，如個人健康狀況、攝入頻次和時間、個體對該化學物質的特異性等影響，合理進行自我風險管理。

“過度風險交流”

如果甜味劑無一幸免，消費者還能有什么選擇？

美國《大西洋月刊》7月2日刊登的文章表達了對WHO這種“過度風險交流”的不滿，稱被IARC列入致癌風險的幾乎所有案例，特別是2B類，都體現的是機構本身對該物質風險認知的不確定性，而非物質本身的實際健康風險。簡言之，阿斯巴甜不是“可能致癌”，而是“在目前認知手段和風險管理要求下可能致癌”。

劉少偉表達了類似的擔憂。各國政府對于風險交流一直有慎重的考慮，在拿到數據的前提下也要考慮數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開放后社會各層面的反應等，因此對于風險的發布將不是一個短期決策，要盡可能避免誤導。同時，他指出，風險評估每個國家都在做，并且根據各自的國情將消費量大的食品添加劑作為優先級較高的評價目標。如果吃得多、傷害大，則國家就會優先評價和宣傳該物質的風險等級，公眾對此的知曉度就越高。

馬向華也提到，食品安全標準可能具有較強的地域性。不同的人可能會對某些化學物耐受性不一樣，其食品安全標準可能不一致。另外，不同國家、地區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認識和要求不一樣，因此，針對不同地區和人群，食品安全標準也會有所區別。此外，不同氣候、環境、飲食習慣等因素也會影響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和執行。

受訪者皆認為，IARC在此次報告中改變阿斯巴甜ADI取值的可能性較小，不必因為IARC將要發布的報告而過于恐慌。來自澳大利亞迪肯大學運動與營養科學學院的研究員謝莉·羅素在近期的研究中表示，在制定食品標準時，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的范圍是否需要超越直接的毒理學和食品安全問題，考慮不同人群長期飲食平衡和習慣，這可能是未來膳食風險評估需要討論的問題。

“這類討論整體上是好事”，馬向華說，“它可以促進對以阿斯巴甜為首的甜味劑的關注，有利于進行進一步研究，了解它們實際的安全性，為我們未來的飲食提供更加科學的指導。”

作者：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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