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平臺抽成比例設上限，能保障網約車司機的休息權嗎？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正越來越受到各方關注。8月18日，在國新辦舉辦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例行吹風會上，交通運輸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將要求網約車平臺企業規范自主定價行為，降低過高的抽成比例，設定抽成比例上限，同時保障網約車司機的休息權。

這一規定在實施過程中，如何通過規范平臺權利義務以保障網約車司機的勞動權益?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

算法之下，抽成比例如何合理制定

今年3月，復旦大學孫金云教授帶領團隊通過打車800余次的經歷寫了一份調研報告，其中提到，通過算法，平臺對提升司機的運營效率和滿足乘客的多種選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算法不斷“精進”，平臺獲取了大量的數據，根據已設置好的每日最長待機時間和最高載客公里數，可精準計算網約車司機的最高收入。由于司機收到的是抽成之后的錢，很多司機都不知道平臺抽成到底是多少，他們只知道一個大概數字，并不清楚細則。

“規則是平臺定的，司機下載平臺App跑單，就只能同意這個平臺的規則，沒有可商量的余地。”陳偉(化名)是一名兼職網約車司機，每天上班路上和下班之后在平臺跑單，“早晚高峰跑一單獎勵5元，掙得比其他時間多一點。”陳偉有時候會忍不住在乘客下車時問一句，這一單花多少錢，再看看自己收多少錢，“不算還好，一算心里更煩，比如，平臺規定每單抽成20%，但其實算下來遠不止20%。”

那么，平臺企業通過算法對平臺從業者進行管理，合理嗎?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建峰認為，算法一方面是平臺企業經營的核心競爭力和商業秘密所在，另一方面涉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利益分配問題。由于勞動者個人與平臺沒有協商的能力，所以關于算法規則的形成應在集體層面討論，通過民主管理或者集體協商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證協商和參與結果都公平合理，平臺企業應為開展民主管理或者集體協商提供必要的數據和信息;當然，為維護平臺的利益，工會和勞動者應為此信息承擔嚴格的保密義務。

如何保障網約車司機休息權？

30歲的王曦(化名)是一名專職網約車司機，連日來，隨著國家對網約車平臺的監管和約束，各大平臺先后推出了不少優惠:“免傭金”“免抽成”、優惠獎勵。王曦也想趁機多掙一些錢，他把每天在線跑單時長從以前的10個小時增加到15甚至16個小時。就在上周，疲憊不堪的他突然從司機微信群里看到一則消息——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網約車司機在跑單路上突然身體不適，被送進醫院。

“他太拼了，每天跑20個小時。”王曦告訴《工人日報》記者，“這樣的消息在我們司機群里總能聽見，前陣子還有個送醫院也沒搶救回來的司機。”經過反思，王曦決定變回到原來的工作強度，“不能為了掙錢把身體累壞了”。

2019年，在發生司機猝死事件后，一家平臺企業推出強制休息(司機在線4小時會被強制休息20分鐘)和最長計費時長(司機每天在線時間不能超過18小時，載客時間累計10小時停止派單)的規定。

但類似的平臺規定真能起到強制司機休息的作用嗎?王曦說，通常司機會注冊幾個平臺，輪換著用。今年4月，海南省三亞市發布網約車管理細則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規定了網約車司機每天運營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連續駕駛不得超過4小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認為，三亞市針對網約車司機運營時間管理的規定，是一個好的思路。但政策并不禁止或限制跨平臺就業，因此，關于運營時間管理的規定該如何執行，值得探討。他認為，提高網約車司機的收入，是保障司機休息權的重要舉措。

新業態勞動者用工關系需進一步規范

除了高強度疲勞駕駛和平臺通過算法對網約車司機的精準“計算”之外，采訪中，多位網約車司機告訴記者，最在意的是相對自由的工作時間和收入問題。由于新業態勞動者的諸多特點，網約車司機大部分與平臺沒有勞動關系，沒有社保。他們的勞動權益怎么保障?

對此，沈建峰表示，現行勞動法中工時和休息的規定適用于網約車司機有兩方面的障礙：其一，現行勞動法的規則適用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但是眾包司機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從目前來看并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在實踐中平臺和眾包網約車司機也多不被裁判機關認定存在勞動關系。其二，網約車司機工作時間比較靈活，存在上線和接單等不同的在線狀態，很難用傳統的工時計算方式對網約車司機的工作時間進行管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指導意見》通過引入“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勞動者范疇等內容，已經在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傳統制度格局。《指導意見》為當下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提供了基本思路和制度框架。接下來主要是準確把握各類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用工關系類型、特點和產業發展的狀況，落實《指導意見》的各項思路。

針對如何保障網約車司機的休息權問題，王天玉設想，可以建立一個公共管理平臺，設立工時賬戶，各個平臺與公共的管理平臺之間實現數據共享，以此來保障網約車司機的休息權。此外，他建議，應該在充分尊重勞動者參與權、協商權的前提下，引導企業建立勞動報酬合理增長機制，逐步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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